凡举大事必须要有正当的名义名正则理直理直则人心服人心服则倡呼

凡举大事，必须要有正当的名义。名正则理直，理直则人心服，人心服则倡呼必顺应。没有正当的名分，就没有发表见解的权利，没有发言权，就不可能有所倡导。名义就如旗帜，就在于把离散的思想统一起来，达成共识；将散乱的人心聚拢起来，形成合力；因此所举之事才有付诸实施的条件。没有正当的名义，何以号令民众？因此，古之为政者，兴师征伐，必师出有名，总是打着“替天行道，匡世济民”的旗号。

名是做人处世的要义，是人在社会活动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所形成的声望与影响，默默无闻其实就是，没有为人所称道的事迹。然而，求名当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建树，得到为人称颂的实名，而不是通过炒作与包装，博取一时的伪名。对于名的求取，体现的是人品。

夫子论名，言近而意蕴。其用心深且远，其用意简而直，其用世切中时弊。天下之事，莫不囿于名，名实相副则言顺理直，其言则必可付诸实践，实至而名归。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教如何种庄稼。夫子说：“我不如种地的老农。”请求学习种菜。夫子说：“我不如老园丁。”樊迟退出后。夫子说：“胸无大志的人呀，就是樊迟这样的人！居于上层执政地位的人提倡礼仪，则老百姓没有敢于不恭敬的；在上位的人倡导正义，则民众没有人敢于违抗而不服从的；处于上位的人崇尚诚信，则平民百姓没有谁敢不诚实的。能够做到这样，则四方的百姓自然背负着他们的孩子投靠而来了，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杨氏曰：“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志当存高远，用心须专一

业精于专而毁于杂，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博学而不精研，则无所得。

凡事专则精，杂则无所成就。用心专一，则学必有成。农夫之于稼禾，则有心得。稼穑之事，老农所长。园圃技艺，老圃所专。君子重在修德，技艺其末也。当志存高远，诫砺以进，以成盛德。然而流弊蜿蜒，致千百年来，腐儒以劳力为耻，以不劳而食为荣，实非圣人本意。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夫子说：“虽然能够背诵《诗》三百首，但是，如果交给他国家政务，他却不会治理；让他出使到其他诸侯国，又不能独立地办理外交事务；那么，背得虽多而不会运用，又有什么用呢？”

程子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朱子曰：“《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