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宋兵书
《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干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公即李靖（～），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列传》）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书影《唐李问对》，顾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
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古今伪书考·子类》）还有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四部正讹》）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
《李卫公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
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
《李卫公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强调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对于方阵、圆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尤其对李靖创造的六花阵，明确指出本于诸葛亮八阵法，“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
《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劣、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