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经学的私家传授外，其他学术及技艺也有私家传授，而这些教学内容是当时官方教育所没有的。

道家学说在独尊儒术后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也屡有私家传习的记载。汉成帝时严遵卜筮于成都，每日挣得百钱、足以谋生后便停业传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十余万言，学术上颇有地位。安丘先生也是当时著名的道家学者，王莽堂弟王慑和东汉初名将耿彝之父耿况都曾跟随他学习《老子》。桓帝时杨厚辞官归家，修黄老之学，教授门生，著录者余人。这些人本多为儒生，他们传习《老子》，或者出于涉猎博学的兴趣，或是在政局动荡下作为“修身自保”的手段。东汉后期道教创立，《老子》成为宗教教义——《道德真经》，传授范围更广。张陵（道教徒后称为张道陵）在川汉一带创“五斗米道”，成为后来道教正统——天师道的本源。至其孙张鲁，三代传教，以《老子》教化民众。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与儒生有关。鱼豢《魏略》记载前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屑经》。佛教和道教后来形成以寺观为场所的宗教教育，仍属民间教育的一部分。

各类专门知识技能的传授在汉代均有开展。刑律有私家传习，如郭躬继承父业，传习《小杜律》，教授门徒常有数百人之多。据《晋书·刑法志》记载，东汉时有关刑法的章句之学已有余家，共数十万言，可见刑律的传授相当广泛。天文、历法是古代最重要的自然学科，传习者不断。《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初隐士司马季主与弟子讨论“天地之道、日月之运”，并有总括性讲论数千言，颇有条理。汉代张苍首治律历，一时研究律历者均以张苍之说为本。后有焦延寿的“六十律”历法，刘歆的“三统历”，均广为传习。东汉末年刘洪等考校王汉所上《月食注》的师法，可见律历已久有师传关系。汉代医学相当发达，医师行医同时也收徒传授。例如华佗有弟子吴普、樊阿等，他给吴普讲论运动能防治疾病的道理，并传给体操“五禽戏”，传给樊阿“漆叶青毡散”等方剂。汉代各种技艺、方术，如灾异、图谶、风角、卜占、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自己的私家传授，其中虽有不少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当时有“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的传语，古代的科学技术正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蒙学

蒙学特指儿童早期的启蒙学习。《易经·蒙卦·彖辞》：“蒙以养正，圣功也。”后人遂将儿童早期教育称为蒙养教育。儒经中记载西周学制有大学和小学之分。秦汉以后，官员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其子弟可在家庭中完成启蒙教育，而民间的启蒙教育，政府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因此除个别宫廷贵族小学外，没有官方的小学，启蒙教育均在民间进行。

蒙学汉代有条件实施启蒙教育的，大部分是在家中由长辈或聘请的教师施教，此外民间也办有一些蒙学程度的私学。例如光武帝刘秀岁时，曾随其叔父在萧县（今属安徽），入小学学习。王充岁时进“书馆”读书。这类蒙学多为乡里宿儒为谋生而开设，学童人数少则数人、多则百余人不等。教师水平较低，教学方式呆板，用体罚惩治儿童是常见的事。如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追忆自己岁入书馆学习，周围的同学或因犯有过失、或因字写得难看而遭到责打，只有他因表现一贯好而从未被体罚过。

蒙学阶段的学习内容，首先是识字和习字，有专门的字节以供教学。儿童认识一定数量的字后，便进入读书阶段，一般均要读《孝经》，各地设有专门的《孝经》师。《论语》也是初学者普遍学习的教材，进一步学习《诗经》、《尚书》的也为数不少。蒙学除习字读书外，还兼习算术。据《汉书·律历志》，算术是小学的学习内容。另外，蒙学还重视品德陶冶，特别是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蒙养教材启蒙教学的途径各有不同，而识字和习字教材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自古就有各种字书的编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周时有教学童用的书——《史籀篇》。秦代李斯作《仓颉》、赵高作《爰历》、胡毋敬作《博学》。汉初乡里的教书先生将三书合在一起，编成《仓颉篇》，断字为一章，共章。因该书重复字多，成帝时李尚取其中的正字作《元尚篇》，平帝时扬雄又删去《仓颉篇》中的重复字，并另补充一批有用的字，续成《训纂篇》章，东汉班固再续章，共章，作到无重复字，已将当时“六经”及各种典籍中所出现的字基本上包括在内。可见汉代学者在精心编纂字书方面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上述字书早已佚失，从现存《苍颉篇》残片看，编排体例是四字一句，有韵，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汉代字书流传至今的是元帝时史游所作的《急就篇》。该书以七言韵句为主，间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义的类别组句，包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和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能尽量减少重复字的出现，具有简练、易记和实用的特点，所以自汉至唐，一直是广泛使用的识字教材。

魏晋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