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举大事，必须要有正当的名义。名正则理直，理直则人心服，人心服则倡呼必顺应。没有正当的名分，就没有发表见解的权利，没有发言权，就不可能有所倡导。名义就如旗帜，就在于把离散的思想统一起来，达成共识；将散乱的人心聚拢起来，形成合力；因此所举之事才有付诸实施的条件。没有正当的名义，何以号令民众？因此，古之为政者，兴师征伐，必师出有名，总是打着“替天行道，匡世济民”的旗号。

名是做人处世的要义，是人在社会活动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所形成的声望与影响，默默无闻其实就是，没有为人所称道的事迹。然而，求名当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建树，得到为人称颂的实名，而不是通过炒作与包装，博取一时的伪名。对于名的求取，体现的是人品。

夫子论名，言近而意蕴。其用心深且远，其用意简而直，其用世切中时弊。天下之事，莫不囿于名，名实相副则言顺理直，其言则必可付诸实践，实至而名归。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教如何种庄稼。夫子说：“我不如种地的老农。”请求学习种菜。夫子说：“我不如老园丁。”樊迟退出后。夫子说：“胸无大志的人呀，就是樊迟这样的人！居于上层执政地位的人提倡礼仪，则老百姓没有敢于不恭敬的；在上位的人倡导正义，则民众没有人敢于违抗而不服从的；处于上位的人崇尚诚信，则平民百姓没有谁敢不诚实的。能够做到这样，则四方的百姓自然背负着他们的孩子投靠而来了，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杨氏曰：“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志当存高远，用心须专一

业精于专而毁于杂，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博学而不精研，则无所得。

凡事专则精，杂则无所成就。用心专一，则学必有成。农夫之于稼禾，则有心得。稼穑之事，老农所长。园圃技艺，老圃所专。君子重在修德，技艺其末也。当志存高远，诫砺以进，以成盛德。然而流弊蜿蜒，致千百年来，腐儒以劳力为耻，以不劳而食为荣，实非圣人本意。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夫子说：“虽然能够背诵《诗》三百首，但是，如果交给他国家政务，他却不会治理；让他出使到其他诸侯国，又不能独立地办理外交事务；那么，背得虽多而不会运用，又有什么用呢？”

程子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朱子曰：“《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